针对获取国际资源，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天文、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经理周中枢、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沈鹤庭认为，我国应该迅速抓住这一机遇，利用我国现有优势，从资源战略的全局出发，制定一系列综合配套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应包括：
一是在国家外交战略中进一步突出“资源外交”地位。把“走出去”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开发作为重要任务和目标加以考虑，在与发展中国家多边或双边经济合作中，只要有条件，应优先考虑矿业领域的合作。
二是尽快建立整体对外的海外开发协调机制。国家应尽快研究建立权威的协调机构，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整合国内企业优势，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施联合竞标，统一协调我国企业的海外矿产资源开发。
三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资源企业集团。以大型资源企业集团作为资金运作平台，通过国际贸易、规范上市、中外合资、互相参股、跨国并购等形式实现矿业资本的全球运作。
四是制定鼓励企业进行境外资源勘探与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境外资源勘探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允许企业在税前扣除进行境外资源勘探的前期费用；对用于境外勘查开发的国产机械仪器装备及零备件，免征出口税；在国内市场紧缺条件下，中方份额矿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返销国内时减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五是参照国际惯例设立海外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投资风险基金。基金的来源既可以是中央财政预算投入，也可以考虑对现有援外合资合作基金、外贸发展基金进行整合，将其部分或全部划入到境外资源勘探开发投资风险基金中。
六是建立资源战略储备制度。借鉴国外经验，制订《战略资源储备法》，详细规定我国资源战略储备的目标、矿产种类、范围、方式、运行机制等。将大量外汇储备转化成矿产资源储备。
在钢铁行业“修炼内功”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副司长熊必琳说，由于我国对钢铁行业的管理长期主要沿用行政审批方式进行，缺乏对行业系统性、纲领性、综合性思考，行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合并重组和结构重组。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介绍，目前中国有钢铁企业上千家，比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钢铁企业的数量还多。集中度过低，加上企业为短期目标所驱使“各自为战”，让我国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很难形成合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到2010年，钢铁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粗钢产量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
然而，事实是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进展缓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东北地区的鞍本联合虽然挂牌近三年，但目前仍处于“联而不合”状态。宝钢在华东地区与马钢等企业虽有战略联盟，但没有进一步整合动作。体现钢铁工业从内陆发展向沿海发展布局思路的武钢与广西柳钢的联合重组、宝钢重组新建湛江项目均无实质性进展，尚处于前期工作阶段。
罗冰生说，在目前国内外市场都较好的情况下，仅凭企业力量很难成就跨地区、跨省市的联合重组。各地政府在联合重组中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钢铁企业一般都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大户，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直接关系到重组的积极性。
关于地方的既得利益，罗冰生建议，如首钢搬迁河北曹妃甸，可以给迁出地财政适当补偿；鞍本联合重组要充分考虑企业的社会负担如何解决，把企业的社会负担交给地方，则重组企业要承担相应的“脱钩”成本；武钢与攀钢重组应该允许合并重组后的攀钢继续向所在地纳税等。对于企业内部诸如人事等管理，应该看合并重组双方谁的管理方式更科学、合理，就以谁为主进行管理。
但罗冰生强调，联合重组并非一个钢铁企业与另外一个钢铁企业的简单相加，在联合重组中一定要充分体现结构调整。在企业规模不断做大的同时要淘汰落后产能，要不断增加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
罗冰生认为，跨国公司垄断资源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关注中国巨大的铁矿石市场。而一旦我国矿业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形成控制市场的主体和用户联盟，我国企业集团“走出去”获得资源和进行铁矿石进口贸易谈判，将对跨国公司的垄断产生重要影响。另外，龙头企业的出现，将使铁矿石统一采购的代理制得以推进。
